施以肉刑这,似乎又是一件与人“常识”相背的情况。
刘文澎当然有气愤的理由,打造宝甲,花费的钱财没有一分一毫出自国库,都是內帑出资,都是他的私产,顶多从诸衙及民间征集了一些名家、匠师,一没劳黎庶,二没伤国财,大臣们凭什么干预?
还把《皇汉祖制》都搬出来了,他这个皇帝不要面子的吗?同时,这也是刘文澎必须反击,冒着舆论哗然,也要严厉惩治的原因。
毕竟,有其一就有其二,要是这次不把鲁宗道这等大臣的嚣张气焰给打下去,那之后,那些大臣岂不是可以有样学样,看他有什么不爽的地方,就高祭《祖制》来钳制他?
显然,鲁宗道是选错的时机,用错了办法。祖宗成法也不是万能的,更不能滥用,至少,在不涉及根本制度、不侵犯统治权贵们既得利益的时候,仅靠这一套是没用的,尤其对刘文澎这样的“血性”皇帝来说。
鲁宗道一个文臣,哪里受得了这等苦楚,被抬回家中时,几乎丢了半条命,家人是紧急寻医问药,方才把人救了过来。
而这件事,显然还有后续,都不等舆论发酵,皇帝刘文澎的后手来了,夺职、废为庶人、发配河西去养马,不给他养出一万匹河西大马,就永远别想还朝。
这显然有模仿世祖朝时,世祖罢宰相苏逢吉故事,但是多少人面对苏逢吉那样的境遇,能有那样的恒心、毅力,并且有那个时运,能够复来?以一个正常的眼光去看待,几乎可以宣告鲁宗道政治生涯的终结了。
而“惊殿事件”造成的影响,显然不只鲁宗道被流贬这么简单,物伤其类,至少如鲁宗道这般注重气节的忠直之士,是大感挫折,对皇帝“不纳忠谏、迫害贤良”的行举失望。而从此事开始,朝中敢于犯颜直谏的人,是越来越少了。
臣僚们的情绪与反应,刘文澎根本不顾及,怒气并未消解的他反而不依不饶了。他放权给政事堂,可不是让那些大臣吃饱了撑的来干涉他私事的。
放权之后,他没有干涉国库运转,这个莫名其妙的鲁宗道,竟然为了区区两件御甲来生事,来管內帑,这不是欺君,也是逾制,对此,怎能容忍,必须得予以反击教训。
于是,从那以后,刘文澎暂时停下了自己的逍遥快活,开始过问国库之事,隔三差五要找李沆来问问财计大事,甚至派人明里、暗里地查账,皇帝要挑刺,那岂能找不出毛病,还是财政司这等主管整个国家财计天然充满是非与错漏的衙司。
李沆这个计相被搞得灰头土脸是必然的,若不是怕牵涉大了,刘文澎都有把李沆也给换了的冲动。
但是,经刘文澎这番折腾之后,效果立显,至少诸多权贵们都认识到一件事情,皇帝要折腾他们很容易,而他们要规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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