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,包括赵匡义在内的诸多宰辅大臣、将帅封疆,都是如此。
而到了第三代,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了,那些承爵者,在朝中基本只担虚职,不掌实权,而代表家族出仕打拼,继续保持、提升权威与影响力的,则是其他没有继承权的子弟。
这种趋势,在世祖开宝后期便已有体现,等到太宗时代,就已然很普遍了。这其中,未必没有两代先帝王的推动,保留勋贵后裔们福荫的同时,也在各大家族造成一定的分化。
此举极大地保证了各大勋贵家族的根本利益,也使勋贵在帝国的政治生态中始终占据一个较重的利益,即便有世祖、太宗两代各种管理、约束、限制的政策办法,但他们对帝国的影响力实则是不减反增的。
到了刘文澎的平康年代,勋贵们不仅在军队体系内部保持着堪称绝对的话语权,在文官系统内,也同样攻城略地,拿下了众多要职。而对这一个个突然冒头出来的尚书令“候选者”,刘文澎一时之间竟有些措手不及。
至于朝廷内部,为尚书令之职,也是各施手段,局面之复杂,甚至到政事堂都无法组织廷议推选的地步,因为财政使李沆、吏部尚书刘继昌还有兵部尚书向德明都是尚书令的有力竞争者,并且,都被各自代表的政治派系所推举。
甚至于,连驸马、侍帅杨延昭都被人推戴,只不过杨延昭很果断地拒绝了,甚至主动压制了那些“热心者”的声音。
而此前有大量案例证明,面对这种纷繁复杂局面的时候,刘文澎既缺掌控能力,也缺乏处置能力。
于是,不胜其烦的刘文澎做出了一个充满他个性,细思之下又并不让人意外的决定,他于平康四年秋九月二十六日下诏,以内阁大学士、王旦为尚书令,总理朝政。
事实上,内外大臣们推举的那些人选,站在刘文澎的角度基本上是一个都不会认。首先排除的就是枢密院、兵部这两个军政系统,太平时代也不可能二衙长官成为“首相”。
其次就是李沆,他既是三朝老臣,又是太宗遗命辅臣,刘文澎好不容易才把刘暧、张齐贤这两座山头熬走了,怎么可能又给自己找不自在,没把李沆也一道赶出朝堂,就是他克制了。
而吏部尚书刘继昌也是同样的道理,他毕竟也是故徐简王刘承赟之子,宗室之后,论辈分刘文澎也得叫一声皇叔。费了多少心思与口水,方才把刘暧赶到南海封国,又怎么可能又把刘继昌给抬上来。
至于其他人的考量,就更简单,他不熟悉
思来想去,也就王旦合适了。首先他是三朝老臣,五十岁出头,年纪、资历、能力、名声都够用,其次他也算是勋贵之后,毕竟其父王祐乃是“开宝二十四臣”之一,即便是一份注水的榜单,那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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