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起往届,在取士比例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变化。最显著的一点便在于“明经科”人数,足有33人,这可是几十年来第一次,同时,如医科、工科、农科的取士人数,几乎回到开宝中期的水平
不那么显著的,则在于考试内容的变化,在保留既有法律、算术、实务、策论等基础考核大项的同时,增加了不少儒史经典、圣贤教义。而增加的部分,恰恰成为了拉开本届士子水(分)平(数)的原因,在过去几十年大汉的科考环境熏陶下,总有一部分考生,有“基础不牢”的问题。
因此,平康二年科考,也成为了几十年来,争议最大的一届,堪比最初世祖皇帝提出“实务论”,并把农、医、工这样的科目堂而皇之地摆上科考的殿堂。
以李沆为代表的一批掌权者,做出如此变革,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迎合乃至收买那些“传统文人”。
诚然,大汉帝国的思想界与学术界,经过世祖皇帝几十年的修正,以及太宗皇帝十数年如一日的坚持,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,也由此诞生了各种新思想、新理论。
地方上更出现了湘学、闽学、浙学、睢阳、齐鲁、燕代、关陇等一大批“新学”,这些新式学派也或多或少迎合着统治者的意志,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湘江学派。
但不可否认的是,信奉传统思想、坚持旧学的读书人,依旧不在少数,他们数量庞大,在思想上,在知识的解释权上,依旧占据了极重的话语权,并且,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,属于寒门、平民。
如李沆者,从世祖时代起就很吃香,仕途上也是顺风顺水,一路高升,本身的素质自然是足够的。能受世祖、太宗两代帝王的看重,甚至成为遗诏辅臣,其见识、能力也必然是受认可的,绝不可能是那种食腐不化、抱残守缺之人。
而他之所以开始撬动帝国实行了几十年来的取士制度与原则,最根本的原因在于,他早就发现了现行取士制度下一个极其严重并且越来越严重的问题,那就是对寒门子弟、下层士人越来越不友好,那些注重经验、实操的科类、题目,要求太高,并且越来越苛刻,根本不是普通读书人能达到的。
早年的时候,帝国人才短缺,也确实需要一批务实的干才来做事,即便经验不足的读书人,也能比较轻松从各地官府,获得一份“吏”的工作,得到一定锻炼,获取一定经验之后,再参加科考,自是水到渠成。
但是,这种情况在几十年后的今天,也变了,因为吏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的。渐渐的,很多读书人就发现,在如今的大汉帝国,上升的渠道虽然依旧很多,但那是对于权贵、豪贵家族子弟来说的,而对于普通出身的士子来说,上升的空间实则有限。
对于一般出身的士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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