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让这些人等对朝廷、对中央失去敬畏。
但是,对于“主弱臣强”,以及“辅臣当政”的局面,却是发自内心的不满。
他们未必对天子刘文澎有多忠诚信服,但事实就是,他们能接受一个少年天子指点江山,对他们发号施令,却很难容忍有人“代天”行权。
天子的权力,有法理的解释,道统的维护,那是世祖、太宗两代先帝赋予的,年轻也不是那干辅臣恃权傲上、代行国政的理由。而仅仅依靠一道“太宗遗诏”,一个“辅臣身份”,显然无法解释他们辅政以来的所有行为,可以攻讦的地方很多。
而这种不满,显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忠诚,对法统的维护,其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权力与利益之争。而一旦涉及到这些,那么矛盾、冲突、斗争都是无法规避的。
可想而知,在太后移宫之后,大汉帝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停下,反而是此起彼伏,愈演愈烈。“还政天子”的呼声,也从年头喊到年尾,从春夏喊到秋冬。
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以“刘暧-张齐贤”为核心的辅臣集团,依旧牢牢地把持着大汉帝国这艘船平稳向前航行。
这段旅途,当然不可能风平浪静,甚至波澜起伏,挑战迭出。遇到问题,解决问题,问题解决不了,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。
当然,能够让他们如此把持朝政,也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。一则是皇帝刘文澎相对克制,慕容太后的事给了他相当大的压力与教训,即便心怀诸多不满,也只能暂时忍时待机。
同时,在群情相逼之下,“辅臣集团”还是还了一部分权柄与皇帝,政事堂处置的国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阅,一些事务甚至也能让皇帝决定。
只不过一些牵涉重大的问题,皇帝还是没有拍板权就是了。但有这么一层妥协在,就还能得一夕之安宁,刘暧等人,也终究不敢真正的、彻底地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那是要遭群起围攻的。
至于另外一方面的原因,则在于“辅臣集团”毕竟没有明目张胆地犯上作乱,欺君僭越,又有太宗遗照的背书。同时,他们掌握的实权,通过体制运转建立的威势,足够牢牢地压制住内外的异声,那些反对者,即便不乏影响重大者,但在形成合力以前,是很难动摇“刘张”辅政集团的。
同样的,这样一套“辅政模式”,也注定难以长久。首先还是辅臣集团内部的问题,辅臣之间,贵庶之间,以及刘暧与众臣之间,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,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合的。
其二则在于,反对者们之所以难以对刘暧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胁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无法形成合力,而在大汉帝国内部,真正能够整合起众人,挑战乃至推翻辅臣当政格局的,有且只有一个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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