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会的时候,还是忍不住花钱买两件“海物”,沾一沾洋气,甚至偶尔也会憧憬、幻想那种暴富,但要让他们踏出那一步,还是过于艰难,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百姓骨子里的土地思维太难扭转。
而如今,只因为对那些泥腿子压榨太狠了,就要罚没大量钱财,还要被迫变卖所有土地家产,举家外迁封国,这样的处罚实在太重了,也几乎是所有地主豪强难以承受之重。
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能,但朝廷的“严刑酷法”这真的落下来的时候,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收敛韬晦,进入蛰伏期。
因此,经过这几年的过渡期,大汉的税制改革算是缓缓落地了,至少在土地确权、土地买卖、土地等级、税务规定、税务收取等方面,已经形成一个系统,并且在绝大多数道州推广开来,正式代替旧的两税制。
而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,便是在雍熙四年初,在全国上计之中,朝廷正式明确了全国各道州府在册田亩数目。这是中央与地方在税制改革、田地规模上达成了一致,当然,这是一种妥协的一致。
但对于大汉的政治经济而言,却意义重大,这意味着,经过长达十年的改革推进,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,有了决定性的成果,从此以后,朝廷可以根据这些田亩籍册进行收税。
也意味着由改革带来的税制、治安上的混乱,经济、民生上的负面影响,都将逐步消散,这是大汉走向一个盛世雍熙的重要政治经济基础
甚至于,可以这么说,大汉以“统归地税”为核心的税制改革,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成功。
这是很多大臣在给刘旸的奏章中表明的东西,并以此夸耀刘旸的卓越政绩,不堕先帝之志,延续开宝盛世。似乎,从雍熙四年开始,大伙儿又可以安心享受清平盛世了,因此,皇帝你也就不要再和世祖一样折腾了
只不过,在这些赞誉背后,权贵们究竟存着什么心思,刘旸也不是毫无察觉。
至少,大汉的税制改革,当真成功了吗?这一点,在刘旸心中仍旧打了个问号。
就拿中枢对地方财税的收取来说吧,至少形式上,同样是扣除地方留税之后,再上缴。只不过,比起“量入为出”的两税法,朝廷有了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依据:土地,且在土地状况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,能够保持一个稳固的收入。
如此,对于财政司而言,自是省了很大的事,毕竟做财政预算这种东西,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大了,而朝廷对于帝国的管理也不可能做得那么细致。一切围绕着田亩籍册来展开,似乎起到了一个“旱涝保收”的效果。
然而,朝廷每年的支出却不是固定的,只要这份不确定性还存在,就永远不可能高枕无忧,财政司还得应时调整,一劳永逸的事情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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