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的尊重,但这一点,恰恰在刘旸这里成疑。毕竟,有的尊重,恰恰又需要用实际的权力与利益来体现。
对于刘昉,刘旸实则一直在观察、思考与试探,对他的感情也格外复杂,既爱其武略雄才,又忌其功高望重。当然,刘旸不至于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,只是作为一个帝王,本能地会心里泛嘀咕。
同时,刘旸又在仔细地揣摩世祖皇帝最后一诏内容中,召刘昉回京的用意,这是尤其让他费解的。在没有考虑清楚此事前,刘旸是不会轻易下决定的。
当然,也不是一点方向都没有,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琢磨,刘旸也有一些猜测:世祖皇帝或许就是想让赵王刘昉回京辅助他。
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体系中,皇帝无疑是根定海神针,但同时也需要功臣勋贵等栋梁,以及寺卿大臣等榱桷,在此基础上,还有皇室宗王作为擎天保驾的补充。
而在刘旸当政期间,宗室要在朝廷发挥出该承担的作用,仅靠年迈的徐王显然不够,刘暧则能力不足,数来数去,只有世祖皇帝精心培养的皇子们了。
依其晚年的一些安排,最初或许选择的是晋王刘晞,但天不遂人愿,刘晞染疾于吐蕃之事,不幸薨于成都,哀伤之余,不得不寻找一个替代人选,而这个人选,皇室之中,只有刘昉了。
皇室之中,擎天保驾之臣,就是世祖皇帝给赵王刘昉的定位。另一方面,为免一厢情愿,世祖又同时给刘昉赐封北庭国,用意便是,倘若刘旸觉得不需要刘昉这样一个角色,承担那样的责任,那就把他遣回封国
考虑得或许有些复杂,甚至也有些一厢情愿,但这是刘旸长久思考所得的答案,也是他更倾向的一种结果。
基于这个结论,那么又轮到刘旸做抉择了,而这个决定,似乎也不是那么好做的。一方面是对刘昉本能的忌惮,一方面心里也认同,朝廷、皇室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。
至少在年初“封国之议”的纷扰中,刘昉就协助处理得不错,最终能够从容平息风波,刘昉功不可没,这一点,换作任何一个其他人,都达不到刘昉出马的效果。
可以想见,在将来,在许多让刘旸为难的事务上,刘昉仍能发挥一些特殊且重要的作用,这又是刘旸内心希望的。
或许刘旸自己都没发现,从他登基以来,在许多超出他习惯的事务上,都表现出一种迟疑。这或许是还没有完全适应身份的转变,思想上仍残存着大量太子时代的保守与谨慎。
他的顾虑太多太重了,凡事三思而后行,自然值得提倡,但过犹不及,凡事都迟疑不决,同样不是什么好习惯,倘若不能及时警醒,那刘旸在治国决策上也只会越加挣扎。
远的不提,至少当下,至少在赵王刘昉之事上,刘旸还没个下定决心的判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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