足以容之,但太子的那些支持者们,却忍不住为主分忧,为主着急。有的人想通过进言提醒太子,有的人则从其他方面,通过各种手段,对安东进行限制打压,这些情况,都是难以避免的。
就如此番刘煦往安东招揽西北难民,即便得到了刘旸的许可,并安排人负责,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,也没少掣肘与拖后腿的情况。
自古以来,对于那些杰出的帝室能才,都难免有个“雄才难制”的帽子扣在头上,才能卓著,有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罪过。
刘旸的宽厚大度是朝野闻名的,但在涉及根本利益冲突的情况下,也难保心态不起变化。否则,当年登闻鼓案发生时,察觉到那些蛛丝马迹之后,也不会那般寻根究底,想要调查清楚背后的隐情。
当初,刘皇帝把刘煦放到安东,近乎与贬逐,但在安东那等简陋的条件下,仍旧干出了一番事业,可见刘煦的不凡之处。
而从刘煦离京开始,似乎已经奠定了一切,刘皇帝的态度再度直白地摆在台面上,对刘旸太子之位有威胁的,他首先就给解决掉了。
按理说,当刘煦远走安东,刘晞、刘昉这两个年长的皇子也被外放,坐镇一方,剩下的皇子对刘旸的威胁几乎没有,他的地位稳了,兄弟之间直接冲突的可能大大降低,关系总能较好地维持下去了吧。
然而,事情从来没有这么绝对的。至少,在这些年,刘旸难以避免地收到一些消息。如果说安东那边,刘煦的那些动作,那些培植势力的举措,尚在刘旸的接受范围之内,甚至能一笑了之。
但有些传言,却难以让他心如止水了。有这么些传言,很多人都为刘煦感到可惜,尤其是那些去安东淘金闯荡的勋贵子弟以及民间商民。
他们认为,秦王殿下最大的缺陷就在出身上,倘若他也是嫡子,倘若早年的时候老皇帝立耿宸妃为皇后,倘若帝位承继以贤不以嫡.那么,秦王的机会要更大。
虽然事实就是事实,没有那么多假设前提,但刘旸听到这些传言,其中滋味如何,心里如何想,也是难以为外人知晓的。
至少,心态是不会那么平和的,任性从来都是复杂的,用皇位来考验人性,换谁都难以心如止水。
刘旸不是那么容易猜忌的人,但面对这样的声音,也难免心存疑虑。而东京能出现那样的流言,本身就意味着不正常,背后若无人推动,仅靠臣民自发的感受,显是不可能的。
为此,刘旸还特地遣人调查过,目标直指安东。可想而知,东京都能出现此类流言,那秦王经营已久的安东,又是怎样一番舆情,对刘旸来说,也不会太乐观。
与刘旸的纠结类似,刘旸心中显然也顾虑着,不过,也没有表现出来。回到政事堂,一切如常,照常处置实务,将刘皇帝交待的那些事情与宋琪、赵匡义等臣商讨,一件件地找人安排下去。
一直到傍晚,回到东宫之后,刘旸特意命人将时任京畿道副都指挥使的舅舅符昭愿请来。
弘德殿,符昭愿觐见行礼:“不知殿下召臣,有何吩咐?”
符昭愿是符彦卿的次子,辈分上虽比刘旸大,但实属同龄人,从小交际颇多,关系颇深,毕竟那层关系是十分牢靠的。
看着符昭愿,刘旸也不客气,直接说道:“陛下有意将扶风郡公马怀遇召还东京,安东那边需要有人接任,主持轮戍禁军事务,我属意你,不知你可愿往安东一行。”
符昭愿闻言,稍微愣了下,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,抬眼望着刘旸,见他一脸凝沉,心中也是念头起伏。
同样没有多少犹豫,拱手应道:“臣愿往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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