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证明,对于西北的情况,刘皇帝的忍耐已至极限,甚至不惜后遗症,行整饬之事。
过去的一年多里,刘皇帝一直在让人调查西北情况,究其治安不稳的根源,最终得出的结论,除了离心离德的党项诸胡之外,最关键的就是官府的堕落与懈怠。
朝廷吏治搞的几十年,但总是治标不治本,下面阳奉阴违的官员多得是,不是抓几个贪官污吏就行了的,在观望了一年的西北变局之后,刘皇帝终于痛下决心,要对西北来一次深彻的整治澄清。
李继迁与党项人的问题,刘皇帝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,对于西北官场,也同样如此。而经过“王寅武之变”的王玄真,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一展所长、咸鱼翻身的机会,更是死死抓住。
在过去的几个月里,王玄真的西北巡检使团队,可谓是战果辉煌,太子刘旸打算支援安西的官吏之中,就有不少受到此次政潮牵连的官吏。
这一部分人,罪不至死,甚至有的就是无妄之灾,刘旸发挥其仁厚的特长,予以宽免,放逐西域,与其戴罪立功的机会,也是一种安抚的手段。事实上,刘旸这也是替刘皇帝粗暴任性的决定买单。
几个月下来,西北官场一大批官吏士绅倒了霉,效果是显著的,上下肃然,过去的张牙舞爪,变得安分守己,风气大改。
但同样的,造成的恶劣影响,也是巨大的,官场人人自危,怨声载道,从官府到民间,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安宁,反而因为武德司的“任意胡为”,变得更加浑浊。甚至于,一些官府的正常行政秩序,都受到破坏,大汉是不缺当官的人,但调整磨合也是需要时间的,刘皇帝意志太强,武德司手段过激,反而加剧了不安与混乱。
武德司就像一根搅屎棍,搅得西北臭气熏天,也使沉淀了几十年的污秽翻滚而起,而形势,也有向当年的川蜀、江浙、两广发展的趋势。
对于这些,朝廷不乏有识之士,赵普就曾找到刘皇帝,以当初蜀乱为例,向刘皇帝进谏。言当初平蜀大军胡作非为,致生大乱,为定蜀乱,朝廷对平蜀官兵不加怪罪,以稳为主,方依靠他们平乱致安。
如今,榆林生变,西北局势堪忧,大局需要西北的军政官吏协力合作,稳定地方,刘皇帝即便对西北弊病不满,也可效仿平蜀之事,待弥定变乱之后,再行整治,实无必要操之过急。
赵普的话很有道理,刘皇帝也明白,但就是有些难以接受,如今不比当年,刘皇帝的心态也早已发生变化。
因此,认可赵普建议,并予以赏赐的同时,在行动上,仍旧坚持强势,用刘皇帝的话说,朝廷澄清吏治、反贪反腐、镇压逆乱,还能有错?
若是拿下几十上百名官吏,就引得西北沸反,那恰恰证明其必要性,正好看看西北究竟隐藏着多少家贼国贼,多少逆乱份子,也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忠臣,谁与朝廷是一条心。
三十多年前,汉弱辽强之时,耶律阮举大军南下,他抱着打烂整个河北的决心,提兵相抗,那时情势何等严峻,今日之西北,与当初相比,又算得了什么。
事实上,这还是沿袭着刘皇帝的一贯风格,关键时刻,好逆势而为,压力越大,反而会坚定他的决心。
当然,决心只是做好最坏打算,真把西北搞个天翻地覆,刘皇帝也不是冲着这个去的。朝廷这边,除了刘旸盯着,帮着善后之外,在西北也做了相应的准备,赵王刘昉就从凉州移驻长安,坐镇秦陇。
关内是整治的重灾区,而关内道又是西北四道真正的核心精华,关陇不出大乱,那西北就乱不起来。别说榆林还没乱起来,即便真乱了,也只是小疾罢了。
更何况,以今时今日的汉,朝廷的权威正值巅峰,即便地方幺蛾子层出不穷,但当朝廷下定决心之时,敢于对抗的,终究是少数。
另一方面,则在于的王玄真了,虽然手握重权,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,并没有过于放肆,打击面虽然广,但并没有过于扰民。
一些朝廷大臣担忧的人心,主要指的还是官心、军心、豪强之心、商贾之心,与屁民无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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