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时候,在大汉还没有一统天下,国土还没有扩张到如此广阔之时,哪怕从京城调派军需,也是足以支撑,并显得没有那么地靡费。
但如今显然不同了,在转运上的损耗支出,以大汉的体量,都会肉疼的。就说西南的云南、安南两道,如果所有的军需都从京城调拨,就根本不现实。
朝廷也是早就考虑到了这些,再加上两次北伐、几次对外扩张,早就对后勤供给做过大的调整,在靠近边陲的道州进行物资屯储中转。
比如山阳一线的边军,到如今,就有半数的物资,是从太原调拨,实际由山阳道直接供应的,只占一小部分。
但这些改变,于本质上,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,因为太原的军需仓储,其中也有不少是从两京中转的。
归根溯源,又得落到大汉的财税转运制度上了。早年,因为藩镇割据,为了削平地方的山头,集大权于中枢,刘皇帝曾对地方大动刀子,军权、财权是动得最狠的。
从一开始不断削减每年各地的留存钱粮税收,从五成到三成,到两成,到最后干脆全部上缴,再有朝廷统一分配,进行统筹调用。
不得不说,这确实是个矫枉过正的问题,结果是朝廷牢牢地掌控了全国的财政大权,实现了对地方的控制,但同样的,在那一进一出的过程中,大量无谓的损耗便产生了。
并且,地方留存全部上缴朝廷,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,不到两年,就被废弃,朝廷又开始放松限制,松脱绳索了。
到如今,地方每年财税,能够留存两成进行地方建设、行政运转以及日常开支,已经成为定制了。这还是朝廷税收,全面转入以铜钱计数的情况下。
当初,那是连粮食、绢帛、布匹都要如数上缴的,那个时候所产生的浪费,才是令人咋舌的,举全国之力,供养一个开封城,就是那时的现状。
但不论中枢与地方在财税上的分配制度如何变化,对于军需供给,却始终没有根本上的变化,哪怕到开宝十五年了,仍旧是由兵部主导,对全国的军队后勤,进行统筹的调度安排,有大量的粮食军械,也确实是从两京发出的。这是朝廷掌控军队最有力有效的办法,尤其在边军规模庞大的情况下。
李继隆的建言不是没有道理,至少按照一个就近调派的原则,有些看起来比较冗费的做法是可以避免的。比如河北的军粮,不用先输送京城,再由京城发往太原,最后转运到山阳,再派发各军、戍堡,而是,可以直接从河北往太原,往山阳输送。在其中,可改进的余地很大。
至于于边地兴建军需仓储,首先在刘皇帝这里,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不说其他,当边军能够就近支取粮食、军械之时,倘若有一日生出什么变故,造起反来,岂不是更加方便,只要攻破了那些仓场就能获取叛乱军需
有鉴于此,刘皇帝是宁愿供馈的过程中多谢损耗,也不愿意放松管控。以山阳一线的边军为例,有云中、太原两大后勤基地供给维持,就足够了,不需要再多建其他军仓。
这一场父子、翁婿之间的夜谈,持了很久,几乎到夜半时分,方才结束,酒喝了三壶,下酒菜也消灭了五盘,另外还赏足了湖光夜色。
从边地轰轰烈烈展开的部族政策,到北疆的安全问题,引申到军力、戍防,再到军需供给、后勤体系。
蓦然发现,自己的大汉帝国,似乎处处都是问题,仿佛哪里都需要调整改革,以应对新时期下的发展,这让刘皇帝郁闷难解的同时,也不得不打起精神。
打天下难,守天下更难,刘皇帝是有了更加深彻的感触,而越到太平时候,则越需要小心。毕竟,在太平时候,很多危险与矛盾,都是隐藏在那太平无波的水平面下,太过具备迷惑性,也容易让人放松警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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