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麻烦,有一个比较好做的抉择。
那便是,不必去顾及李昉,就将此事定性,“弑”师证道,他则秉公处理,既可以把麻烦摆脱,还能赚得一个“大义灭亲”的美名,若是心中不忍,还是发挥影帝级别的表演,掉几滴眼泪,做出不忍与痛惜的姿态。
如此,至少是能服众的。而除此之外,哪怕他调查清楚了,就算摆明证据,表明李昉的清白,那也难免引人非议,哪怕事实就是那样,也绝对不乏有人怀着恶意去揣测其中的私谊。
可以说,关心则乱,当李昉病急乱投东宫之时,就已经把麻烦指向太子了。而当李昉也得知刘皇帝的诏令时,在府中也是懊悔不已。
他在刘旸面前表示,为了自己的清名,甘愿赴死,却是发乎真情,但若以一己之私誉,影响到了太子,那他宁愿受污名而死。
让刘旸去处置此事,大抵是从公私道德的角度去考验他,这个考验,可以说很残酷,也很艰难,因为根本无法把握刘皇帝的评判标准。
如果从利益出发,舍弃李昉,甚至籍此邀名,会是一个简化案件的做法,也是一个枭雄的聪明选择。毕竟,帝王总是无情的,这是作为承担江山重担的基本素质,也需要接受各种超出寻常的考验。
但同样的,又能说,这不是刘皇帝从心性层面对太子的考验呢?倘若,连师傅都能干脆舍弃,那这样的太子,又是不是太可怕了?
刘皇帝把太子置于一个两难的处境,在背后默默地关注着,也期待着,就看他是犹豫成病,还是游刃有余。
从这道诏令下达开始,所谓的“科举弊案”,就已经不再是重点了。局外人还在研究案件的发展走向,还在猜测太子会如何行事,涉案者会得到怎样的结局,而局中人,则已经分析起此次风波会对朝廷造成怎样的影响了,涉及到太子,涉及到国本,何其重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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