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在正史上,哪怕面对是赵宋,西夏的建国也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与大宋的鏖战争锋,方才实现。
如今,针对初步收复的夏绥以及生存其间的党项人,刘皇帝首先要消灭的,就是其独立的可能,削弱定难军经营近百年的底蕴。
此前,在刘承祐的授意下,经过政事堂诸公的综合考虑,反复商讨,最终拿出了一套夏绥的善后办法以及治理策略。
基本上,是在国舅李业建议的框架下进行调整,那毕竟符合皇帝心意,也是朝廷收治夏州的最终目标。只是,不像李业所求的那般急切,一步到位。
然而,即便手段相对柔和,却有一则基本的底线,那就是党项人要真正纳入大的统治体系,要服从官府的管理,要向朝廷缴纳赋税。
有了这个前提,在其他事务上,商量的余地也就大了。党项人可以保留自己的风俗习俗,不需要强行推动改发易服,但是,大汉律法制度的推行,也是势在必行的。
为安抚党项人,朝廷也给予一定的优惠,比如三年之内,不收取任何赋税。各部党项人,仍旧允许其以部落的形式存在,尤其原首领管理,朝廷挑选恭顺朝廷者授予官职。党项人所依赖的青白盐,朝廷不直接剥夺,但会派盐监前去“指导”,同时加强党项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往来、经济联系。
总体而言,对于党项人,朝廷采取的绥靖政策,在稳定局面的基础上,逐步同化。绥靖的意义在后世已经变成了软弱、投降,为人所鄙弃,然而,其本意绝不是一味的退让与妥协,只是顾全大局的一种政策罢了。
魏仁溥这干宰臣,自是老成谋国,在大局抵定的情况下,不欲采取急切的政策与过激的手段,以免节外生枝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刘皇帝也理解,因而认同了他们的想法。当然,最主要的是,众臣深明皇帝吞并消化党项人的目标,也是朝着那个方向却努力。
有了这个认识,与刘皇帝达成共识,也就不难了。
相较之下,对于拓跋李氏,就不那么客气了,其三代以内,不论嫡旁系,悉数迁出,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经过商讨,决定将自李光睿以下的李氏族人,全部迁到河北。在集中安置还是分散安置上,最终选择了集中,无他,方便管理,迁徙的目的地,则是相州。
银州与绥州,并没有出乎意料,很快就陆续投降归附。毕竟,此前一直表现得强硬,实力也最雄厚的李光睿都投降了,他们哪里还能有其他选择,都老老实实的。
在夏绥四州尽复之后,朝廷的善后命令也相继而到,没有任何的拖延,杨业与王祐便按照朝廷的政策方针,再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,进行落实。
迁族的事情,在拓跋李氏内部,自然引起了强烈不满,重土念家,可不是汉人独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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