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而布绢绵两千七百余万端匹,一千万入洛阳,五百万入其余五京,剩下一千二百万诸道兵赐及和籴,并边郡充官料邮驿等费。”
“钱五千五百余万贯,其中一千二百万贯用于偿还国债券,二百万贯用于诸道郡官课料以及驿马,六百万用于添充诸道郡的和籴军粮。”
“另三千万贯用于三衙兵马军费开支。”
李纲道,“那朝廷一年还有五百万贯节余?”
“五百万贯,看似不少,可用钱之地也很多,这是朝廷预留的备用钱,一旦遇战事、水旱灾情等,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多。另外,修路、筑堤、建城等更是排着队等朝廷批复拔钱。”
按崔君肃所说,别说五千万贯,就是有更多的钱都不够用的,现在朝廷都是卡着在用,量入为出。
根据上一年的财政收入,然后制订下一年的财政预算,再预留一点钱备用。因此,如何制这预算,钱往哪拔,也是每年府院争执的焦点。
不管怎么争,最后都是无法满足各方的,因此只能是大致平衡,各方面都削减一些预算,驳回一些项目请求。
李纲倒是有些疑惑了,为何隋时仅收租庸调的实物,没有巨额的工商市舶贸易这些收入,却也一样能安稳,甚至有开皇之盛世,如今朝廷这么多的收入,反而还处处捉襟见肘呢。
“隋时,百姓人人要服二十天免费役,未服完,还要按天折绢三尺代役叫庸。隋时,以丁征租调,不论有田无田有田多少,只要是课丁,那都是一样的租调,一年一丁两石粟租或绢两丈绵三尺。”
“而我朝呢,自改两税法后,户分九等,贫富按差交户税,地税则按亩征收,并将原来隋时的各种杂捐摊派甚至连役也摊入亩中,按亩征地税,这样一来,田多就多征田少就少征,无田就不征,我们还把原来义仓粮社仓粮也并入了地税田亩中,实际算起来,每亩折的租粮就比过去要少的多。”
当然,两税与租庸调制最大的区别,还是这个税率是比较弹性合理的,穷人交的税少,富人交的税多,而隋朝的税最大特色,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人丁税,按丁来收税,有钱人跟没钱人交的税一样。
故此,隋朝时对于人口的普查和户籍的控制,是最为严格的,隋朝统一天下后,全国人口在短时间内几乎增加了三倍,其实就是把天下所有的隐户等全都搜出来了。
这种按丁征税的办法,固然征起来简单,有多少丁就有多少税赋,可实际上很不合理,穷苦百姓,跟那些亿万富豪们缴一样的税,甚至大量的官员等成为不课户,反而不缴半点税。
隋为什么为亡?
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,就在于按隋朝的税制,若是太平年岁,大家交完租调后,还能勉强过过日子。可一旦遇灾,或是遇到大的劳役,那么本就艰难的普通百姓,就可能破产,而隋朝的税制,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,往往就是大面积的普遍性百姓破产,大量百姓走投无路,自然就只能造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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