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大唐景龙元年十二月,有僧慧明私筑法坛于渭南。日食突现,天降流火,毁法坛于一炬。银青光禄大夫、上庸公、圣善、中天、西明三寺主慧范觐见,欲掩其师弟慧明之罪。上怒,下旨削黜慧范,放于家!又以失察之罪,贬浑天监正监豆卢柄为衢州司马,少监王福重为桂林县尉。”
“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弹劾僧众造寺奢靡无度,诵经者只知有其教,不知有其国。上甚以其言为然,乃令各州县清点地方珈蓝,非朝廷特许禁止再擅自营建。停发戒牒三年,以观后效。”(注:这两段文字是笔者胡编的,非正史)
——《唐书-本纪四》
史学家手中的笔是冰冷的,也是睿智的。发生于神龙三年,也就是景龙元年十二月初的法坛爆炸惨祸,被他们以短短几句话,就一笔带过。至于法坛爆炸时的血腥,以及围绕着法坛筑建以及日蚀出现的龙争虎斗,皆略过不提。
而后世小说家的目光却是敏锐的,并且总是带着一丝温情。从史学家留下的字里行间,总能挖掘出令人兴奋,或者扼腕的内容,然后增补润色广为传播。
至于活在当时的人,大多数情况下,都顾不上考虑自己会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痕迹,也不会考虑后世小说怎么演绎自己的想法与作为。他们只是努力为眼前的世界而活着,并且尽量不让自己将来再为此刻的选择而后悔,而已!
事实上,单个人对历史的影响力,也非常有限。历史的车轮每一次转向,都是当时许多人的合力在推动。这些来自不同人的力量,最初方向未必一致,甚至截然相反。然后互相组合,叠加,抵消,才让历史的车轮在原来的轨道上稍稍加速,或者稍稍偏离。
对此,作为时空穿越者,张潜感触颇深。
对照他所了解的历史,如果没有他的出现,大唐的下一次抑制佛门行动,也会发生在十年之内,李隆基任命姚崇做宰相之时。
他利用来自另外一个时空六百六十多年后,也就是元末明初时的碗口炮,轰烂了和尚们建造的法坛,让和尚们利用日蚀逼迫朝廷向佛门让步的计划,毁于大火。结果,也只是将这个抑制行动提前了几年而已。而抑制的力度,比起姚崇那次,却打了极大的折扣。
“救时宰相”姚崇的业绩,作为历史考试的一个重点,被张潜记得很清楚。此人做宰相之时,曾经一次就裁撤寺院上百座,勒令还俗僧尼一万两千余人。而张潜这次动用了超前六百多年的科技,还获得了张说、毕构、李峤、萧至忠等若干大佬的鼎力相助,也只不过是将建造寺庙的审批权收归了朝廷,并且暂时停发了三年度牒而已。
至于张潜委托任琮替自己给应天神龙皇帝上的那份,请求对寺庙征收赋税的奏折,则再一次幸运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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